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保险合同纠纷案例，以及保险合同纠纷案例的典型意义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 1、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 2、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险公司如何抗辩免责条款无效的辩点
- 3、什么是保险合同纠纷
- 4、1997年2月新婚不久的王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0万元养老保险及5万元附加意外伤害保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法院应当支持此诉讼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额度分项额度内赔偿，然后向侵权人杨某某追偿。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险公司如何抗辩免责条款无效的辩点
［内容提要］合同义务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由履行方来承担，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属保险人之义务，所以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范围及举证程序应如何准确、合理的界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问题，是司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有所助益。［关键词］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一、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限制将来责任的条款。这种条款通过分解风险，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交易的成就。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对保险人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做出限制，明确保险人不承保的风险及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免责条款往往被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所利用，以逃避自身责任、扩大合同对方的义务或限制对方的权利，从而损害了交易关系中弱者方的合法利益。正因为如此，法律对免责条款的适用较为审慎、严格，免责条款受益方须在签订合同时提请对方注意并解释说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否则该条款不发生免责效力。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我国《保险法》第18条对此更是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显然，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如果保险人违反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便会归于无效。《保险法》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是因为保险合同一般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合同条款中包含大量的保险术语，导致投保人在理解时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保险公司在诉讼中负有举证的责任，应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否则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二、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公众的保险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保险业竞争也在迅速加剧，尤其是入世后外国同行将抢滩国内保险市场，给国内保险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往只重规模扩张不重利润的各保险公司的许多问题日益突现，特别是在业务营销领域。实践中，围绕免责条款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免责条款用词用语不明确、含义不清楚，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如本案就存在这种情况。《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只要存在这种问题，保险公司就面临着要承担原本不必承担的风险和损失的可能。2、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常因未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导致纠纷增加，信誉下降。保险公司除了自身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保险代理人。这些保险代理人总体业务素质不高，而流动性却很强，且常常唯利是图，难免会违规展业。有时为了说服客户购买保险产品，往往不主动向客户提到免责事项。客户一旦出险，如果属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引用免责条款拒赔时势必与客户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造成客户心理落差太大，于是引出投诉与诉讼。如果免责条款含义非常明确，则法官很可能会以客户在投保单上的签名推定其对免责条款事项已明知而判其败诉。但最终受害的其实是保险公司自身，因为这样做会失去信誉、失去客户。3、在许多案例中，保险公司因难以证明已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而败诉。由于有些免责条款语义不清。晦涩难懂，有的因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超出了普通的理解能力，因此保险公司若适用此类条款免责将极易引起纠纷。碰到此类索赔案件对保险公司是非常不利的，除非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已在客户投保时向其解释说明过这些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事实上很难举证，即使有工作人员证言也会因有利害关系而不被法院采信。造成举证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保险代理人流动性大给保险公司举证造成了不便等等，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保险公司风险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只重前期展业不重后期管理，只重初期保费收入不重日后诉讼隐患。手续不规范、程序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更别谈日后诉讼证据的收集和保管了。三、保险合同中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关于免责条款之具体表现形式，即如何认定一个保险合同条款属于免责条款的问题，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观点认为，只有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部分才能被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亦属于免责条款；有观点认为，免赔率或者免赔额以及合同约定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者部分免责的条款应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单的特别约定栏中有关保险人免责的内容即属于免责条款。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明确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或“免责条款”或“除外责任”部分的条款，毫无疑问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实践中争议较大也是较具有迷惑性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条款。这类条款本身未被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而是隐含在其他保险条款或者在保单正面以特别约定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身确实起到了免除保险人部分或全部理赔责任的效果。要确认某一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范畴，关键不在于该条款是否有免除责任的内容，而在于这种免除责任的约定是否超出了通常情况下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范围及法律的基本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是指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仅承担某项责任范围的条款。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契约条款，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是免除或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它是当事人事先约定或制定的，在责任发生前订立并于责任发生后才生效的条款。第三，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旨在免除或限制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保险事故所产生的保险责任，具有免除责任或限制责任的功能，这是保险免责条款最主要的特征。四、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裁量标准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保险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对保险人而言，对部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还有更多的模糊问题需要解决。诸如：履行的方式，提示的程度等。(一)提示义务的履行形式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提示应具有“显示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同时，免责条款的字体可以采取加大、加黑、加粗、斜体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印制，以达到保险法要求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我国现行法对如何把握对于明确说明的内涵未作规定。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人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的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程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目前通说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审判实践中也基本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批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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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保险合同纠纷
一般是保险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收取保险费是保险人的基本权利，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保险人的基本义务;与此相对应的，交付保险费是投保人的基本义务，请求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被保险人的基本权利。保险理赔的流程：1、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将相关的资料由自己或委托他人送到保险公司。2、 保险公司理赔部接到材料后，会马上立案。如遇重大事故或有疑问的事故，会派专人进行调查。3、 调查员根据要求，展开调查。4、 理赔员对材料进行审核，确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计算出赔付金额。如有疑问仍可派人调查。作出核赔结论。5、 理赔员将审核意见和结论上报，专人签批，签批同意后结案。6、 通知领取赔款或其他书面通知。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1997年2月新婚不久的王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了10万元养老保险及5万元附加意外伤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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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生效2年后自杀为何遭拒赔？
王某为自己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单，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时间为1997年3月1日。因王某未履行按期交纳续期保费的义务，此保险合同的效力遂于1998年5月2日中止。1999年5月1日，王某补交了其所拖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经保险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此合同效力恢复。1999年10月10日，王某自杀身亡，其受益人便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而保险公司则认为“复效日”应为合同效力的起算日，于是便以合同效力不足两年为理由予以拒赔。王某的受益人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分析：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原理来分析，合同效力的”中止”不同于”终止"，"中止"仅仅是合同效力的暂时中断而非永久性失去效力。当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协议并补交了保费及利息后，合同效力恢复，所有原条款包括自杀条款在内，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效力应该回溯到原始状态(即合同成立之日)，因此将自杀条款的效力起算日延后是不合理和显失公平的。
本案中保险合同的自杀条款效力应该从合同成立日算起，并且已满两年期限，保险公司应按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与王某保险金受益人。
2.免责条款有“瑕疵”中人寿被判赔偿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结了胡某（11岁）状告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人寿保险公司支付胡某保险金7千余元。
胡某是怀柔区杨宋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杨宋镇小学）在校学生，该小学于1999年9月17日至2002年9月18日，连续为该校的学生集体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险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胡某为被保险人之一，并交纳了相应的保险费用。
2001年6月25日，胡某被确诊为“左肾母细胞瘤”并住院治疗，同年7月19日出院。后又于11月6日，再次入院治疗，于12月8日出院。人寿保险公司根据胡某的理赔申请就两次住院发生的费用进行了理赔。去年9月15日，杨宋镇小学再次为该校学生通过北京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为该校学生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及附加险。胡棋仍在被保险人之列，并交纳了保险费用50元，保险期限为2003年9月15日0时起至2004年9月14日24时止。2004年1月和2月，胡某又两次住院治疗，但人寿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故胡某将人寿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理赔9250.46元。
人寿保险公司则辩称，其免责条款约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未治愈患疾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故不同意理赔。
分析：
经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根据人寿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凭单背面条款所载免责情形的第十条的规定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导致死亡或残疾，或已有疾病及残疾的治疗和康复”，故法院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人寿保险公司确认胡某首次投保时间为1999年9月，在此之前胡棋并未患有“左肾母细胞瘤”，也并不存在所患“左肾母细胞瘤”尚未治愈的情形。胡某在连续投保的保险期间所患的同一疾病，不属于人寿保险公司免责条款范围之内，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即赔偿胡某住院医疗保险金7650.47元。人寿保险公司以其出具的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六项中规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及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作为拒赔理由，因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其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了上述条款的相关证据，故该条款记载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约束双方的合同依据应为人寿保险公司交付给胡某保险凭证。故人寿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3.凶手能成为受益人吗？
1999年2月长春市某厂职工郑某因其子考试不及格而对儿子进行殴打。殴打中，其子头部正中一棒当即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外力致颅伤而死。不久，郑某被刑事拘留。郑子，14岁，生前由所在学校投保了学生健康平安保险。案发后，郑之妻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分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凶手能否成为受益人。《保险法》第27、64条分别对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条款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只有在“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郑某的行为已认定是“过失”而非“故意”，所以郑某未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第二种意见正是以这一点为主要依据得出结论的。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郑某完全有权成为受益人。
4.小孩投保平安险失踪半年能否获赔
去年张先生为自己十四岁的儿子投保了学生平安险，保险金额为六千元，保险期限为一年。当年期末考试后，其子因成绩较差而被学校做留级处理，当天返家后即遭其父的责骂和毒打。第二天张先生下班归家发现其子失踪，离家出走，便和亲属四处寻找，至今半年仍音信全无。无奈之下，张先生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并持法院的失踪证明请求给付保险金。
分析：保险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不承担扮演社会慈善或救济机构角色的责任，故须依法经营。若被保险人失踪满四年，经其父母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才能按宣告死亡给付保险金。但若给付后被保险人又重新出现，则张先生仍负有返还保险金义务。
因张先生所持的只是失踪证明，而保险公司只能在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才给付保险金，所以，保险公司不给付死亡保险金。
5.交通事故后被害者自杀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在交通事故中被害者负伤后，由于无法忍受伤痛而自杀的情况下，该交通事故和被害者自杀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诉讼。因为，这涉及到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在交通事故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事实概要诉外A（被害者）乘坐X1（原告，被害者的丈夫）驾驶的私家轿车去商场，坐在助手席上，当车辆在商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引导下，打开转向灯，准备进入商场的停车场时，突然被从前面疾驶而来的Y1（被告，加害者）所驾驶的卡车撞击，致使乘坐在助手席上的A头部负外伤，颈椎和背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由于头部的外伤引起视神经也受到损伤。根据交通警察的现场勘察，认定X在驾驶过程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这起事故完全是Y1的过错。因此，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向A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以及精神抚慰费。A在遭遇到交通事故而受伤以后，无法忍受头部外伤的疼痛，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交通事故发生1年后，在居所悬梁自尽。X1和X2（被害者A的儿子）向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请求对A的死亡进行损害赔偿。Y1和Y2以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X1和X2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判Y1和Y2承担赔偿A死亡所带来的损失。
分析：案情中可以得知，Y1的过失是100％，正由于Y1的过失导致了A的负伤，并在积极治疗以后，仍然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A为病痛所折磨，并且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使得A在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走上不归之路。从导致A自杀这一结果来看，其原因是双重的，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产生这双重痛苦的直接原因为本案中所涉及的交通事故。为此，根据案情所列举的事实，可以推断出该自杀与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根据日本的《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障法》的规定，凡是机动车辆必须加入“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它是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Y1自己拥有卡车，所以也不例外，他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加入了上述保险。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Y1驾驶该车肇事，在该交通事故中应当负全部责任。地方法院在对交通事故与A的自杀之间做出了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根据“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的损害补偿原则的规定，本应由Y1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应当由保险公司来填补。对此，笔者完全赞同法院的判决
6.一起典型的保险案例
1999年4月20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下文批准赔付阜阳市蒙城县被保险人卢鑫子女20万元，为该案圆满划上了句号。
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寿保险蒙城支公司业务员江某到县城宝塔公司西侧找到家电经营户卢鑫劝其投保，而卢却很不情愿地投保了“为了明天终身保险”和“夕阳红递增养老保险”，保额各10万元，但1．3万元的保费却未交。业务员江某为了促成这份保单，同时也为了卢某的利益，就为卢某代付了保费，直到第二年春天，江某才从卢某的家电门市部提走家电充抵保费。保险公司既然签了单，则合同有效，后卢某出现意外伤亡，保险公司按合同赔付，可谓一诺千金。
分析：无
7.体检时死亡保险公司该赔付吗？
黄某于2002年4月11日为颜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平安鸿盛”保险金额档次1万元，同时预交了首期保险费1181元。保险公司开了“人身险暂收收据”给原告。由于颜某超龄，保险公司于2002年4月25日向投保人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4月26日，业务员带领被保人颜某到医院体检。颜某在体检开始之前疾病发作，当时办理了住院。经诊断为（1）肺部感染性休克；（2）风心病；（3）心衰，住院至4月29日死亡。原告黄某于2002年10月2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后双方达成和解：保险公司退给原告保险费1181元；同时按照保险责任一年内疾病身故支付1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30元；共计2411元。原告同意放弃诉讼请求及保险责任等一切权力。协议履行之后，原告又于2002年12月20日再次起诉，要求被报告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某，被保险人颜某与保险公司签了人寿险投保书并交了首期保险费，由于颜某超龄需要体检，待体检合格才能正式签订合同。所以原、被告并未正式签订保险合同。原告诉讼请求是被保险人意外死亡赔偿，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且被告已依据双方协议向原告退回首期保费1181元和基于人道主义补给原告1000元共计2181元。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交的投保书是要约。保险公司发出的新契约通知书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因此，不是承诺，而是一份新要约。投保人若同意通知书的内容，按保险公司的要求进行体检并提供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的体检报告给保险公司后，就完成了对保险公司该份新要约的承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才成立。本案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虽然同意进行体检，但被保险人在进行体检时发病死亡，尚未完成体检，也未提供被保险人的体检报告，因此保险合同未成立。故上诉人以双方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为由，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在人身险暂收收据中，虽然注明在收取首期保险费至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期间，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身故或者按照投保人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将按照投保人所申请的意外身故责任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或按照所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承担相应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保险金。本案中，被保险人因为肺部感染性休克、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死亡。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进行包括物理检查、尿常规、心电图等内容的体检，被保险人也同意。因此，被保险人的死亡不是意外事故身故，也不属于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上诉人于2002年10月21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双方已经就争议事项达成协议并已履行。上诉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分析：7.本案却揭示了一个保险合同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在保险费预交的情况下，人身保险合同何时成立？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订立需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从《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的规定看。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即订立保险合同之要约，而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即承诺。当该过程完成之后，保险合同成立。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同样需经历要约、承诺的过程。以个人人身险保险合同为例，依据当前国内的销售模式，合同的订立一般要经历：业务员通过向潜在的投保人进行宣传及保障规划等发出保险销售信息（展业）、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的要求，在业务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文件并提交相应资料以提出保险要求（投保）、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情况进行审核并作出审核决定、审核决定经投保人确认后保险人印制保单并交付投保人（承保）。从法律的角度看，此过程可以归结为要约邀请（展业）、要约（投保）、承诺（承保）三个过阶段。该过程中，保险人的审核决定依保险标的风险状况不同而不同。根据审核决定种类的不同，承诺的时间落点及承诺的主体亦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合同成立时间上的差别：
1、对于延期承保的决定而言，实质是对合同订立时间进行了更改，属于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新要约。其目的在于向投保人表明在将来的某一时间再订立合同。如果投保人无异议，双方即达成一个预约（合同）。这种情况下，不涉及本次合同成立的问题。
2、对于附加条件承保（即加费承保或者增加特别约定除外承保），因保险人对投保人要约的对价条款或者保险责任条款进行了更改，性质上构成新要约。该新要约仅针对本次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根据合同法，要约发出后，若未被有效撤销，要约发出人应受其所发出要约内容的约束，一旦要约被对方接受，即构成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的主体为投保人，合同于投保人接受该附加承保条件时起成立。
3、对于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齐投保材料、接受体检或者重新指定受益人等情况，由于其实质仅在于要求要约人完善要约内容，并未构成要约内容之改变，故不构成新要约。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何时成立在保险人审核决定作出后，以上述规则确定。
本案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过对投保书进行审核，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从内容上看，该通知书并未写明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投保人进一步提供体检及健康状况的资料。因此该通知书既非同意承保的承诺，也非新的要约。因此投保人签收通知书并根据通知书的要求进行体检的行为并不表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为疾病死亡，并不符合保险条款中“意外死亡”的定义，同时被保险人的情况也不属于暂收收据中所约定的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因此，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的体检过程中死亡，也自然不可能依据“暂收收据”的约定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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