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外包工程师的纠纷案例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劳务外包纠纷案例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劳动合同纠纷案例！！急啊！！急啊！！
- 2、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例分析(2)
- 3、最近，员工反映外包工程师素质太差，正在考虑换一个IT外包公司，可是
- 4、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 5、求两个采购纠纷案例
劳动合同纠纷案例！！急啊！！急啊！！
很明显会判李某赔偿赔偿培训费用及直接经济损失，并且如果坚决辞职的话仲裁也会批准，但是需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除此之外不得泄露公司的相关技术和其他与公司利益相关的资料，李在该单位工作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归该科研单位所有，李不得利用这些成果为自己或他人谋的经济利益。
建议李某和该单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如果闹到分道扬镳的话，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回答完毕~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例分析(2)
提供劳务者受害伤残鉴定标准时间
一、因伤残等级鉴定标准不同在审判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进入诉讼程序的人身损害案件大部分都涉及到伤残等级鉴定，因此伤残等级鉴定的标准对于人身损害案件审理至关重要。但由于当下在伤残等级鉴定中有通行的《道标》与《工标》这两大国家标准，而许多情形下适用何种标准并未有明确规定，使得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渝水区法院2009年至2013年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总结 归纳出审判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应适用哪一鉴定标准存在争议
如前文所述，涉及到道路交通事故及工伤的人身损害案件都有相应的伤残等级鉴定标准，但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却没有相应的标准，造成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中有些适用《工标》，有些则适用《道标》，而法官对于应采纳哪一种鉴定标准也认识不一。这对于审判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时常会因此出现同样属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却适用了不同鉴定标准，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以下是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1：敖某受雇于付某在工地做工，不慎被脚手架砸伤，其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八级伤残，该鉴定所适用的标准为《工标》。付某对该鉴定结论不认可并申请了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时法院委托南昌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依据《道标》作出鉴定，结论为九级伤残。敖某对于其伤情适用《道标》有异议，法院遂向该鉴定所发函，该鉴定所答复称敖某受伤并非工伤，故不应适用《工标》而应适用《道标》，同时该鉴定所认可如果适用《工标》敖某应当评定为八级伤残。后法院依据伤残八级作出判决，上诉后，维持原判。
案例2：四通公司承接了某公路改造工程，之后其租赁了肖某的推土机进行作业，并由肖某操作推土机。刘某驾驶摩托车在跨越改造的公路时，被肖某操作的推土机撞伤。该事故经交警认定肖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刘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四通公司由于未在施工路段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及采取防护措施，也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刘某自行委托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适用《工标》认定刘某构成九级伤残。四通公司认为本次事故属于交通事故，应适用《道标》，故申请重新鉴定，重新鉴定依据《道标》认定刘某构成十级伤残。之后法院发函，要求鉴定所适用《工标》对刘某的伤势作出认定，该鉴定所出具补充鉴定意见，说明刘某的伤势如果适用《工标》，可构成九级伤残。后法院认定本次事故中的推土机是履带式推土机，并非轮式车辆，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故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遂对依据《道标》作出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而采信了《工标》的鉴定结论认定刘某构成九级伤残。该案上诉后，二审亦认可本案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属于地面施工损害责任纠纷，但二审认为本案中刘某受伤是因为在驾驶摩托车行驶过程中与正在现场施工的推土机发生碰撞所致，且刘某的事故也不属于工伤，遂依据《道标》认定刘某为十级伤残。
案例1与案例2同样都是属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一审均依据《工标》作出了判决。但二审中，案例1维持了一审的判决，案例2却因受害人遭到的侵害是因驾驶摩托车与推土机发生碰撞所致而认定应适用《道标》。可见，实践中，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应适用的鉴定标准，即使在同一法院，尚且会出现认识不一致的情形，在不同的法院，这种情况自然更加普遍了。
(二)当出现竞合侵权行为时，对于不同的赔偿义务人应当如何适用鉴定标准存在争议
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会遇到受害人受到的伤害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的竞合，最常见的就是道路交通事故与劳务受害纠纷相竞合，这种侵权行为的性质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学界通常称之为竞合侵权行为，其对应的责任形式的是侵权法中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以下是典型案例：
案例3：驾驶员陈某驾驶作业车在公路上作业时，将正在施工的何某、黎某砸伤，何某、黎某系中贤公司雇请施工的。肇事的作业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鉴定机构依据《工标》认定何某、黎某构成九级伤残。但保险公司认为本案系交通事故，应适用《道标》。重新鉴定时，鉴定机构认为何某、黎某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故依旧适用《工标》认定何、黎二人构成九级伤残，后又应法院要求，鉴定机构出具公函说明如果适用《道标》二人仅可构成十级伤残。经法院调解，保险公司依据十级伤残与何某、黎某达成了赔偿协议，二人撤诉。后二人又以劳务受害纠纷起诉雇主中贤公司，要求其赔偿十级伤残与九级伤残的差额部分，但中贤公司抗辩称本案属于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已经理赔，故其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该案现正在审理中。
在上述案例中，雇主与肇事司机、保险公司都是赔偿义务人，但雇主与肇事司机、保险公司之间承担的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所谓不真正连带责任，指的是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虽然每个侵权人各负赔偿责任，但只要侵权人之一履行了赔偿责任则全体责任人的责任都归于消灭。对于受害人来说，“虽然享有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只能择一行使，其选择的请求权全部实现后，其他请求权消灭”。具体到案例3中的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竞合情形下，伤者既可以选择以劳务受害责任起诉雇主中贤公司，也可以选择以交通事故责任起诉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但选择其中之一并获得赔偿后，就不能再向另一方起诉。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故如果何某、黎某选择以是雇主中贤公司起诉，中贤公司赔偿后，还可以向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追偿。因此本案中何某、黎某一开始选择以交通事故的案由起诉肇事车辆及保险公司，本来也并无不当，但由于新余市本地的鉴定机构对于劳务受害案件适用的鉴定标准都是《工标》，就造成了案件中的问题：(1)何某、黎某能否以《工标》的伤残鉴定结论来要求道路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和保险公司进行赔偿?(2)假如最后法院支持肇事者和保险公司的抗辩，判决其以《道标》的鉴定结论来赔偿何某、黎某，那么对于两个标准之间鉴定等级的差额部分，何某、黎某能否再向雇主中贤公司要求赔偿?
二、伤残鉴定标准适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没有一个国家标准予以适用
当前在我国的伤残鉴定标准领域，只有两个国家标准， 一个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道标》，一个是适用于工伤的《工标》。这两类标准适用的人身损害案件都有其特殊性：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而工伤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和职业病伤害。这两类案件在实践中都有很大数量，以渝水区法院为例，2009年-2013年间，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总数达到了634件，占到总的人身损害案件数量的一半以上，工伤事故案件虽然不多，但主要是因为其大部分都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解决了，走入诉讼程序的不多。因此国家对这两类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标准，但对于除这两类案件以外的一般人身损害案件，虽然其数量也很庞大，却没有一个国家标准予以适用。
对于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尝试解决，其在2005年1月曾经发布过《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且该标准第1.2条明确规定：“本标准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涉及的人体损伤残疾程度的鉴定。属于工伤与职业病和道路交通事故所致残疾程度的鉴定，不适用本标准。”从该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来看，其制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般人身损害伤残鉴定适用标准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一标准在实践中适用非常之少，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全国仅有浙江、湖北两地规定了适用此标准，其余地区的相关规定中均未涉及此标准，广东省甚至在2012年7月由司法鉴定协会发布的《关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执业指引(试行)》中明确规定：“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一直没有正式颁布执行，因此人身伤害案件不应采用该鉴定标准进行评定。” 而从渝水区法院的情况来看，近年审理的人身损害案件中，未有一例适用的是这一标准，许多一线法官甚至不知道有这一标准存在。该标准之所以未能广泛适用，主要是因为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至此，该决定明确规定了法院内部不再设立鉴定部门，司法鉴定机构由符合条件的民间个人或组织设立。故法院不再直接进行司法鉴定工作，而是将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事项向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委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鉴定机构的诉讼中立性。但在此种背景下，既然法院已经没有设立鉴定机构的资格，那么其理应也不再具有制定鉴定标准的资格，故其之前制定的《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也自然很难得到认可，这直接导致了这一鉴定标准被挂起，九年过去了依然还是试行状态，没有正式施行，各地方也极少会采纳这一标准。
因此，关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并没有专门的国家级鉴定标准予以适用，这对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障碍。
(二)一般人身损害应适用哪一个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各地做法不相同
在没有专门适用的标准的情况下，一般人身损害案件的伤残鉴定必然要选择一项其他的标准予以适用，但目前全国并未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道标》，理由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与一般人身损害一致，都主要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而工伤的赔偿计算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来进行的计算，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完全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工标》，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217号《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GB/T16180-1996)确定残疾等级，”根据这一规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按《工标》鉴定，因此对于一般人身损害造成的伤残，也应按《工标》鉴定;此外，持该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如果适用《道标》或《工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则应从宏观上去着眼，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适用《工标》以便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正因为实践中有着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导致各个地区的法院及司法鉴定机构做法不尽相同。从渝水区法院的情况来看，由于本地的鉴定机构都公认一般人身损害鉴定应适用《工标》，故当事人在诉前自行委托的在本地鉴定机构所做的伤残鉴定都是适用的《工标》，但进入重新鉴定程序时，为了让当事人对重新鉴定机构更加认可、信服，通常委托的都是南昌市的鉴定机构，但前已论述，南昌市法院系统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的适用标准已经达成了适用《道标》的一致。于是当案件委托到南昌后，部分鉴定人会因为该案系新余市法院委托，遂与案件的承办人沟通应适用的标准，部分鉴定人则直接适用《道标》，造成了重新鉴定时适用标准的不一。事实上，这种对于一般人身损害伤残鉴定适用标准的认识不统一的情形不仅仅在江西存在，在全国各地的法院系统及司法鉴定机构都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各个省、直辖市的规定不同。例如：北京市司法鉴定业协会于2009年12月1日发布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京司鉴协发[2009]4号)，规定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适用其自行制定的这一标准;而湖南高院于2005年1月12日发布的《关于统一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GB/T16180-1996)中有关条款的通知》(湘高法技[2005]2号)中规定：在最高法院出台新的规定前，人身损伤案件的伤残评定，统一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GB/T16180-1996);上海高院在2003年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选登(二)》中明确：“工伤的伤残鉴定标准是建立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负有的特殊保障义务基础上的，因此，这一标准只能适用于劳动者因在工作中导致的伤残事故进行的鉴定，而不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人身损害伤残鉴定，其他的人身损害伤残事故，在目前无其他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道路交通事故伤残鉴定标准作出鉴定。”
2、部分省份内部的法院系统与鉴定协会的规定不同。例如江西省，其南昌中院于2009年通过召开审委会的方式内部统一了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应适用《道标》，但江西省司法鉴定协会于2010年出台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执业规范(试行)》却规定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应适用《工标》。
3、部分省份的法院系统内部规定不同。例如，广西省于1999年4月由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发布《人身伤害致残程度评定(试行)》，规定该标准适用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但广西高院2002年的《全区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又认为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参照《道标》较为合适，却未提及上述由其公检法联合发布的《人身伤害致残程度评定(试行)》是否还适用。又如湖南高院于1996年6月发布了其地方自行制定的《人身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试行)》，规定该标准适用于人身损害案件，2005年1月12日该高院又发出前述的《关于统一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GB/T16180-1996)中有关条款的通知》(湘高法技[2005]2号)，其中规定：“在最高法院出台新的规定前，人身损伤案件的伤残评定，统一适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但也未提及之前其于1996年自行制定的鉴定标准是否还有效;随后其辖区内的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于2011年4月12日发布了《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伤残标准及赔偿方式的指导意见(试行)》，该意见第三条规定：不属于本指导意见第一条(因工伤或职业病致伤残)、第二条(道路交通事故致伤残)规定的人身损害案件中伤残等级的评定，除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参照适用《道标》。可见，对于一般人损案件适用标准的问题，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有时会前后出台两个完全不同的规定，而其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又有可能出台与省高院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在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定来明确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到底应适用哪一个标准的情况下，各地纷纷尝试在本地区范围内统一这一问题，这一初衷本是好的，但各鉴定协会以及不同级别的法院都纷纷对此作出规定或提出倾向性意见，且各自选择适用的标准还不尽相同，这反而加剧了实践中的混乱。
(三)司法鉴定机构为更好的盈利，在单方委托的情况下，往往适用更加宽松的鉴定标准
在起诉前，当事人通常会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对于像交通事故案件，由于《道标》系国家强制标准，鉴定机构都会适用《道标》来进行伤残鉴定。但是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除非该地已经对该类案件应适用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否则鉴定机构往往会倾向受害方而适用更加宽松的《工标》，从上述渝水区法院近年审理的人身损害案件就可以看出：本地的鉴定机构对于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全部适用的《工标》;甚至对于交通事故案件，只要出现与劳务受害等一般人身损害竞合(如案例3)，或是出现与合同关系的竞合(如案例4、5)，本地的鉴定机构也全部是适用更加宽松的《工标》。
鉴定机构之所以通常都会选择适用《工标》，主要原因有两点：(1)受害人通常处于弱势地位，许多鉴定机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选择适用《工标》以便让受害者获得更多赔偿。(2)前已论述，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中规定了法院、司法局等单位不再设立公立的鉴定机构，民事部分的伤残鉴定工作全部由符合资质的社会鉴定机构承担。但这些鉴定机构都属于民间鉴定机构，国家并不会给予其财政保障，全部要自负盈亏，这也就注定了它们在运作过程中必须以盈利为目的。而一个城市通常会有好几家鉴定机构，它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竞争。所以为了吸引更多伤者来自己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这些鉴定所必然会倾向适用有利于伤者的《工标》来进行鉴定。
(四)法院对于重新鉴定的启动相对随意
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当事人往往会在诉讼前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起诉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却可能会以该鉴定为原告方自行委托的鉴定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对于此类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虽然法律规定准许被告重新鉴定申请的前提是必须以其“有证据足以反驳”为前提，但在审判实践中，该规定贯彻的却不尽如人意，办案法官由于对某些专业知识的欠缺，且担心不重新鉴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而承担责任，故对于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倾向于径直同意，往往只要是原告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被告方申请重新鉴定都会被批准，法院很少要求被告方提供明确、具体、详细的重新鉴定理由。但其实许多被告并不是真的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仅仅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或试试运气。而在一般人身损害案件中，受害人诉前的伤残鉴定极少有与对方协商，通常都是自行委托进行的，这就造成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只要被告申请了重新鉴定，法院通常都会准许。随后重新鉴定一旦因为适用了《道标》而导致伤残等级降低，原告方会不服，认为应适用《工标》(如案例1、2、);如果适用《工标》导致伤残等级不变，被告方又会不服，认为应适用《道标》(如案例3、4)，造成法院不得不再次发函要求鉴定机构出具补充意见。这种反复无常不但拖延了案件审理时间，耗费了司法资源，也使得鉴定结论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导致法官对于案件应适用哪一种鉴定标准更加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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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业主直接发包工程导致工程延期和质量问题的案例。本案的事实是清楚的，争议焦点在于B单位是否负有总承包管理责任。
已经明确的事实：
1、业主直接发包玻璃幕墙工程并与C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2、B公司收取了总包管理费；
3、C公司未能履行合同导致工程延期和质量问题。
对于焦点问题即B单位是否负有总承包责任的判定：
1、BC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且总包管理费由A单位支付，从这一点事实可以认定C单位不对B单位负有合同责任，而是直接对A单位负责；
2、AC单位玻璃幕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B单位履行施工配合义务，这一点并不合法，因为合同双方非经同意无权设定第三方权利义务；
3、如B单位按照AC单位的施工合同约定收取了总包管理费，应认定其已经认可并同意AC单位为其设定的权利义务，从而以事实履行构成三方之间的特殊合同关系；
4、值得注意的是，AC单位的施工合同设定B单位义务为：履行对玻璃幕墙专业工程项目的施工配合义务，而是“施工配合义务”与总包管理义务是两个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前者只负责配合施工工作，后者不仅要配合施工还要负责总承包管理，更要承担总承包责任；
5、AC单位设定A单位支付和B单位收取的是“总包管理费”，与AC设定并经B单位同意认可的对应义务“施工配合义务”相对应，两者的表述出现差异，应认定“总包管理费”是费用，而“施工配合义务”是B单位的合同权利义务和责任。
综上，如非因B单位履行“施工配合义务”过错，B单位不承担总承包管理责任，因该责任于B单位同意认可的AC单位有关其义务的条款没有设定。因此，应当裁决如下：
1、裁定C单位承担工期延误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和预期利润，驳回对B单位的该项诉讼请求；
2、裁定由C单位承担质量返修义务，驳回对B单位的该项诉讼请求；
3、裁定由C单位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用，驳回对B单位的该项诉讼请求。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C单位作为业主直接发包的施工人工程延期和质量问题，B单位可以就此向A单位提起施工索赔，索赔内容包括：
1、要求其顺延施工工期；
2、要求其承担工期延误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3、要求其责令C单位返工，以符合工程施工和设计标准；
4、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特别提醒：如果B单位收取“总包管理费”的收据上写明的也是总包管理费，再加上A单位很容易找到B单位工作中的所谓“总包管理活动”，那就另当别论了。
求两个采购纠纷案例
6月3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当事双方买卖合同未成立，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6年11月，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向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借调布米高8个月帮助完成其在常熟的建设项目设计。为了采购家具，布米高分别联系了奥美、世科誉、励志三家供货商，评估后确认将合同授予励志公司。2007年11月28日，世科誉公司将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称原告按被告要求生产的家具至今滞留在上海的仓库无法处理，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并接收相应的办公家具，赔偿其仓储费损失、拖欠货款利息损失等。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书面订立的“报价摘要”系需要在数量、质量等买卖合同基本内容上进行调整的书面文件，内容不具有确定性，不足以构成合同关系，属双方间订立合同的意向。而原告主张的双方通过口头和电子邮件形式订立的买卖实验室部分家具的主张，由于原告为此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映双方形成的内容确定且达到买卖合同基本条款要求的一致意思表示，且涉及布米高的电子邮件的相关证据的客观性也无必要的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原告主张原、被告间已订立买卖合同依据不足。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近日，因变更采购方式引发了合同纠纷。上海太阳膜结构有限公司对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因缔约过失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8万余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上海太阳膜结构有限公司诉称，2007年6月8日，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决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对“首都机场南线收费站收费大棚索膜结构工程施工”项目进行采购。采购总金额为1300万元人民币。采购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发出投标供应商资格预审公告后，原告顺利通过资格预审，应邀参加投标，并且按照第一被告发出的投标邀请书的指示，以1000元的价格向第二被告购买了招标采购项目的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写明，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日期是2007年7月14日10时，采购人将于同一时间举行公开招标的开标仪式。
原告为竞标，先后聘请了数位国外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和国内膜结构方面的资深人士对招标的采购项目进行论证。但是，2007年7月23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发出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的邀请函，内容是：截至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时间，仅有两家投标供应商提交了投标文件，造成本次公开招标项目流标，经协商，将公开招标的项目改为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原告认为，被告方在招投标过程中的做法严重违反了法定招投标程序，触犯了《政府采购法》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了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招投标原则，严重侵害的原告方的利益，给原告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被告庭前答辩认为，最终确定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是因为供应商不足引起流标而导致的，而且采购人不属于《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不能适用《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未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竞争性谈判，被告方最终选定了另一公司作为供应商，没有违反任何法定程序，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摘自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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