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的问题
中国的强制法草案正在起草中。起草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执行法的基本结构。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强制法可能会采用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立法结构。也就是说，执行法分为总则、金钱债权的执行(包括动产、不动产、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的执行)、非金钱债权的执行(包括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不作为的执行)、保全的执行。(注：在2000年11月24日至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执行法研讨会上，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起草的有关人员介绍，我国的执行法将主要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立法模式。)
“德日构建”的关键在于请求权的行使。请求权行使的基础是民法上的请求权。如果民事请求权及其制度不能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释，立法者抱着“取而代之”的态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我国的强制法必将面临“沙里建塔”的危险。简单地采用“德日结构”，可能会失去反思和理解它的能力，失去选择和创新的机会。
而且，“德日建构”并不是强制法建构的唯一选择。与秘鲁、意大利为代表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并行结构”，瑞士为代表的“执行与破产结构”相对应。(注：“德日结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并行结构”、“执行与破产结构”都是笔者总结的产物，可能不全面，但大体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强制执行立法的典型模式。因此，在进行执行立法时，理论上有必要对上述立法结构进行探讨，比较其利弊，为未来的执行法提供清晰的思路。
然而，到目前为止，执行法的结构问题还没有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应有的重视。鉴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具体讨论以下问题：
首先，执法的各种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各自的成功与失败有什么得失？
第二，中国的强制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德日结构」在中国面临哪些困难？
第二，各种执行法结构的比较
如前所述，我国执行立法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德日结构、执行程序和措施并行结构、执行与破产结构。笔者认为，对执行法立法结构的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执行法的内部结构，即执行程序和措施的安排；二是执行法的外部关系，即执行法与民法债权制度的协调，执行法与破产法的区分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