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独创的诉讼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这一制度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至于有人提议用其他制度来取代它。笔者认为，回避甚至主张放弃调解制度是不现实的。对于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可以通过改革消除不合理因素，挖掘制度的价值和优势，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法院调解弊端改革完善
一.导言
被西方学者誉为司法制度“东方之花”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并得到了不断的应用和发展。法院调解是调解的一种，属于诉讼内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结束司法程序的活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明确了民事案件法院调解的三个基本原则。长期以来，调解一直是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的重要方式。它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繁荣，显示了其强大的制度魅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讨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平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该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与民主法治建设的不适应日益显现，审判实践中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二、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法院调解存在诸多弊端：
就法院而言，存在“以压促调解”和“以拖促调解”的现象：不少法官要么以“调解达不到一个判决，判决结果不如调解”等警告性语言打压当事人，甚至在诉讼前和诉讼中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制服当事人，要么拖着当事人原本的野心上法庭，从而达成调解协议。客观地说，上述调解协议往往是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代名词。
在当事人方面，存在恶意调解现象：部分案件当事人利用调解拖延诉讼时间；案件部分当事人为逃避他人债务，恶意串通，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比较常见的有假离婚、假还债、假调解解决。
笔者认为，上述法院调解的弊端是传统权威主义审判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追根溯源，反映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在本质上存在结构性缺陷：
1.任意启动调解程序：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没有明确的规定，审判长和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在哪里办，审判长都可以做调解工作。由于超权威主义的渗透，法官在启动调解过程中的任意性导致法官在诉讼调解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凸显，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同时也给“强制调解”和“任意调解”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失去了法院调解特有的公平价值。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不可行性：调解的本意是和解解决纠纷，包括对一些不清楚的事实和责任的模糊追究，互谅互让，达到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调解案件都是在“和稀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如果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讲道理的一方让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况且很多案件都是庭前调解，案件本身并没有经过法庭审查。怎么才能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因此，将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显然限制了调解的作用，客观上还可能拖延调解结案的时间。毕竟民事纠纷属于私权范畴。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明事实，为什么法院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表明当事人自己处分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即使事实未查明，责任未明确，法院或法官也可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没有必要干涉当事人依职权的处分权。
3.调审结合模式带来的困惑：我国法院调解实行调审结合模式，即调审结合，可以动态转化，互动操作。目的是“通过法院调解获得与判决相同或相近的法律上正确的处理结果，同时避免判决的高成本和强制性。”诚然，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行机制具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调解和审判是存在的。审判基本上取决于法官的“果断”，其特点是强制。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导致调解与审判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具有双重身份和地位优势，基于共识的调解往往演变为法官指导下的强制调解，直接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作为调解管辖的运行模式，会阻碍审判的正常功能；如果司法权力介入调解，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协议的形成，造成“协议的贫困”。
4.赋予当事人反悔权效率低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是正确的。